難評，一個是“度”的問題，關于漸近線的距離，片子的故事具有比較明顯的起承轉合，鏡語上暗示指示露骨，采訪好像也帶有目的性，事后的剪輯調度意義生成更經不起掂量，創作者的主觀色彩較重，似乎在迎合某類“潛在的觀眾”，按紀錄片的標準很難恭維;第二是紀錄片倫理問題，與近來香港金像獎《給十九歲的我》相似，創作者與被拍攝者的矛盾，某些“精英的暴力”估計未來有一天會被民粹拿出來算算賬。 不過這樣的表達做出來依舊難能可貴，還是那句經典的話，“我不太同意你的觀點，但是我們可以一起捍衛說話的權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