導演在映后交流時提到，自己在全片中多次出鏡參與了和兩位主角的談話，使得紀錄片中的人物與整個攝制團隊都產生了情感連結，這種介入是一種拍攝模式的全新嘗試，但也不可否認會改變片中人物情緒表達的客觀性，這也成為了這部紀錄片最大的爭議所在。 尚德在幾經掙扎后提出了終止拍攝，正如他在片中所說，攝制組拍攝他的生活是一種索取，而他為獲得“痛”的情緒接受拍攝亦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，正是這種等價交換讓戛然而止的拍攝顯得理所當然，也讓觀眾明白心靈創傷從來不是一種可被徹底治愈的疾病，它更像是身體無法割除的器官，會伴隨你一生，你所能做的不過是在情緒的反反覆覆中走向宿命論的終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