苦命鴛鴦的主題很cliché，但很難不嘆服于導演濃烈而浪漫的敘事張力。戴老師選了“他者”和“凝視”作為闡釋方式，但我想此時用福柯同樣也很恰當：社會將不認同或者不符合既定規范的人排除在外，但這種排除幾乎完全是“權力”的顯現；而掌握權力可能是在物質與話語權上勝利的結果，完全不意味著道德和“上帝”站在他們身邊，“道貌岸然”說的就是這個——而百講不時響起的笑聲意味著作為觀者“我們”也中了導演的計，自證了我們的道貌岸然。于是，砍斷枝杈、“凈化”綠洲的將軍，幾乎可以成為反抗福柯式瘋人院的諸多形象中最浪漫的一個，我的人生中又多了一個每每閉眼就會回想起來的經典鏡頭。最后，福柯和盧梭的相關性得以在本片打通：后者看破了道貌岸然的本質選擇自我隔絕于時代，在18世紀就主動回答了前者的命題——這是本片給我最大的啟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