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導演放映首場。本片公益大于電影，這一類紀錄片的目的終究是撼動能有所作為的人，導演對自己與影片的定位詞是媒介，是呈現，是記錄。有太多更沉重的事情以至于人們把死說得很輕，官僚主義的民本話術與政策他們都了解，廣播扶貧的聲畫對位處全場哄笑，是先覺喜感再新生悲嘆的笑。從社會來講人生而面對不公，但看到葬禮處深覺唯有人的感情生而平等。結束后和男友探討了關于礦匪當年的職業選擇正當性，依然堅持歸咎于結構性困苦而難苛責個人，不懂社會契約情況下的選擇只是運氣問題，他理解但也也說你把人想得太好了。邊緣克服主流，個人克服體制，都太難。多一星，他們應該被看到。